以下由  華中農業大學自考  整理：

　　二十一、夏商文化特點？

　　夏的文化特點《禮記。表記》說：“夏道遵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遵命”、“近人”而“遠鬼神”，即所謂的“夏上(尚)忠”。

　　(1)從鯀、禹治水的故事，可以略作推測。鯀因治水不當被治罪，而禹仍然恪盡職命，勞形天下，這就是忠。

　　(2)從夏人與土地的關系中也可以得到認識。《國語》說夏在虞舜時期專門負責“單平水土”，孔子也從禹的“卑宮室而盡力于溝洫”去贊美他。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說：“河南登封告成鎮王城崗城址，據說是‘禹都陽城’所在。……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城垣一度被……大水沖毀，處于安全防衛原因，人們在緊傍原城西部又再筑其城，后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現一條東西向大沖溝，城垣東北隅被沖垮。面對洪水再三肆虐，人們仍‘盡力溝洫’，沒有輕棄故地，在治理自然環境方面作出了前赴后繼的不懈努力。”

　　這絕不是禹或某個人的“盡力溝洫”，而是一個人群腳踏大地，在大自然的風浪中百折不撓精神的體現。

　　勇于與洪水搏斗，在大地上開辟生存空間的實干精神，是夏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氣質。

　　二十二、分封制的歷史作用(特點、意義)

　　1、作為一種制度，分封實際承認了包括商人在內的異族人生存的權利。西周王朝的歷史功績在于它“孵化”出一個統一的文化人群，中華民族的基于由此生成，后世一切統一家國社會的建立，都仰仗這一基礎。

　　2、旨在維護王室的統治分封，實際形成的是周王與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周朝的分封，各諸侯國有自己的土地、軍隊和人民，是實體性的政權存在。王朝要使諸侯有效地捍衛周室，必須向它們讓渡權力，而諸侯要想保證自己的存在，必須捍衛王朝的利益。分封制是一種富于“彈性”的制度，與后代王權專制有重大區別。

　　3、分封制是一個激發歷史創造力的制度。

　　分封制超出制度本身的意義

　　是多姿多彩的上古文化局面的開辟。到春秋戰國時期，個性鮮明的地域文化重新匯集、相互吸收，激蕩出燦爛的“百家”文化。

　　二十三、簡述儒家文化的主要內容：

　　儒家的創始人是孔子，儒學的文化背景是魯國禮樂文明。

　　(1)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含義在孔子的言論中并未給出明確的定義，但通觀《論語》及其他儒家文獻，‘仁者，人也“的說法最為基本。”他人也是人“，所以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應該是”仁者，人也“的最基本的要求。

　　(2)孔子也很看重“禮”，并反對把“禮”看成“鐘鼓玉帛”的形式，而是維系社會和諧、上下關系的保障物，實際也關乎人的生存，所以他強調人們應當用真誠之心去尊禮。“人而不仁如禮何”即是這樣的意思。孔子特別強調為政者的道德感化力，如果上層人物以仁道治理社會，就會像天上的北辰那樣，成為世人道德的方向。

　　(3)孔子“仁”的觀點，由孟子發展而為“仁政”，就是要求君主“制民之產”。孟子面對的現實與孔子不同，孔子時代是舊貴族普遍地墮落，而孟子面對的是殘暴嗜殺的新貴，所以“救弊”方略有不同。但他們都把救世的理想，與掌權者的道德覺悟連在一起考慮。這是儒家學說中“救時弊”的內容，它基本是后代描繪社會藍圖的價值尺度，也是思想家社會批判的思想武器。

　　(4)儒家學說還有關于人生理想的內容。孔子不談超越形上問題。

　　用仁道仁心善待他人就是道德就是善，儒家認為這種善、道德根源于“天地之大德”。孟子認為人性是善的，即人是天地創生的，含有天地之德。但這種德，只是一種根芽，需要加以培養，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最終成賢成圣。這就是儒家“修身之學”。另一部儒家重要的典籍是《大學》，認為最有價值的人生是從“修身”開始，一直到“治國”、“平天下”。儒家的人生哲學，是倫理的也是宗教的，對中國人的人生觀有莫大的影響。

　　二十四、簡述道家文化的主要內容：

　　道家先秦道家重要的人物是老子、莊子，老、莊之間在思想傾向上有相當大的差異。

　　(1)老子①在人生觀上，老子“清虛自守，卑弱自持”；②在政治上崇尚“無力而無不為”。即以“無為”的狀態達到“無不為”的效果。“無為而無不為”的最高境界是天地自然，所以老子說“道法自然”。取法“自然”，就需要“治心”，需要“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只有擺脫～己的成見，矜持、私心等主觀的障礙，才可以全面地認識外物，不受蒙蔽，才可以有效地駕馭臣民，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2)莊子①莊子哲學的宗旨重在個體精神解放，這種宗旨的最高表現是“逍遙”，即無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莊子的解放，是主觀形態的解放，他并不否認矛盾，他只是強調主觀上對矛盾的擺脫；他也不否認客觀現實，只是強調超越的生活。擺脫、超越的方法就是“齊物”，即避免用是非、大小、好壞等主觀傾向看外物，實際也就是打破人以自我為中心的精神限制。②莊子有著強烈的現實感，對生活中各種欺壓、紛爭、污濁，有著深切的感受和極端的無奈。因此他的人生哲學特別容易為后代那些現實的失敗者所接受。③莊子哲學積極的影響在于藝術精神的培養。他那打破小我與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特別能滌蕩人的心胸，以審美的意態觀照世界，對中國的詩歌、繪畫等，有重要的影響。

　　二十五、簡述法家文化的主要內容：

　　法家法家在先秦明顯分前后兩期。法家的興起與春秋戰國之際政權的交替有關。西周以來各國的老貴族被一批新貴取代，建立起新的政權，勢必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有所改制，法思想應運而生。

　　(1)早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齊國的管仲，魏國的李俚以及在楚國、秦國變法的吳起、商秧等。他們試圖對宗法社會的舊結構及禮法習慣有所革除，目的在富國強兵。早期“法”的精義是“尚公義”，即建立普遍的法度，上約君主，下約民眾，以一種公平的法度治理國家。但商秋變法只做到了“下約民”，堅持“上約君”，先使他自己遭受了車裂肢解之災。富國強兵的理想在秦國是實現了，而早期法家的政治理想，卻部分地破產了。這是法家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樞紐，后期的法家越來越變為君主集權專制的陰謀術。

　　(2)后期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韓非子，他把商秧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結合在一起，發展一套專門為君主權力斗爭服務的法術之學。在“法”的方面，后期法家使“下約民”的一面畸形發展，主張對民眾嚴刑峻法，所謂“以殺去殺，以刑去刑”。法家理論對后代中國政治影響極大，負面作用極深。

　　二十六、墨家文化的主要內容。

　　墨家學派產生于春秋時期，創始人墨翟。

　　1、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愛”、“尚同”、“尚賢”。“節用”“非樂”等。

　　(1)“兼愛”就是“兼相愛，交相利”，即不分差等、不分親疏遠近地互愛互利。這主要是針對統治階級的兼并戰爭，所以又與“非攻”的思想密切相關。

　　(2)“尚同”是強調治理天下要統一社會意志。

　　(3)“尚賢”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立為天子。

　　(4)“節用”是節省財用，這也是針對統治階層的奢侈浪費提出來的。

　　(5)“非樂”是墨家反對敲剝民利的“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竿竺之聲”。因為統治者一作樂，必然要厚斂百姓，號稱是治天下，實際是亂天下。保護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傾向。

　　2、墨子學派的出現本身，是那個時代私有生產大發展的結果，標志著私營勞動階層已經開始有思想的代言人。在當時沒用哪個學派能像墨子那樣，完全以勞動者的出身、站在私有勞動者的立場上，向上層社會申明自己的利益，捍衛自己的財產。誠然這個學派有它的局限，但那是他剛剛興起時的幼稚；盡管幼稚，也顯示出它獨具的氣魄。像“選賢”做“天子”的想法，就不是其他學派敢提出來的。這個學派在問世不久即找到毀滅，實在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百家爭鳴能有這樣的思想流派的出現正是其后代思想運動難以企及的地方。墨家發展到戰國時期，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在邏輯和科技方面有不少發明創造。

　　二十七、簡述陰陽家文化的主要內容。

　　陰陽家陰陽家以戰國時期的鄒衍為代表。

　　(1)《漢書*文藝志》說：“陰陽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經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涉人事而設鬼神。

　　(2)鄒衍用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終始”說，解釋朝代的變更，對當時的諸侯有很大的震駭作用。

　　(3)陰陽家的理論對后世中國上層文化和底層文化都有很深的影響。

　　(4)陰陽家的理論對后世中國上層文化和底層文化都有深刻的影響。董仲舒有它來解釋《春秋》，建立了“天人感應”說，而民間的各種禁忌迷信，也多為陰陽五行思維方式下的產物。

　　二十八、簡述名家文化的主要內容

　　名家名家又稱刑名家，創始人是春秋時代鄭國的鄧析，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公孫龍、惠施，后期的墨家學派及莊子的某些理論，與這個學派也有密切關系。鄧析當年專門幫人訴訟，“以非為是，以是為非”，狡辯術取勝，到公孫龍、惠施則有所謂“離堅白”、“合同異”之爭，涉及的是事物的概念與實際(即“名”與“實”)的關系問題，有很強烈的思辯色彩。這一派的學說也是隨著戰國的結束而消失了，隨著近代西方哲學的輸入，人們才重新認識到它的價值。

　　二十九、分封制向郡縣制度的轉變：

　　從秦朝建立到漢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經歷了郡縣制與分封制的反復。

　　1、秦朝實施郡縣制，但分封的觀念依然大有市場。秦末的暴政激起萬民的反抗，不少六國貴族的后人試圖利用民心恢復舊制。

　　2、漢高祖劉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封主義者，他的封異姓及“非同姓不王”，都是證明。

　　3、漢文帝、景帝時期，西漢同姓分封制相對穩定，但是不久矛盾就爆發了。漢景帝時以吳國為首的“七國之亂”的爆發及其平定，標志著分封諸侯做法的徹底過時。

　　4、經過漢武帝一番切實的削弱政策的實施，郡縣制作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終得到確立。政治大一統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三十、佛教的傳播特點：佛教的傳播

　　(l)佛教產生于印度，約兩漢之交傳入中國。漢武帝通西域，中國與中亞的道路打通，佛教也從西域經絲綢之路傳到東土。較早時期，中國人把佛教作為一種可以延年益壽的方術，與黃帝。老子及其他本大神靈一起崇奉。最早傳入的教義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經》，而早期的傳教者為西域胡僧。兩漢道教在民間流行，使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十分迅速。

　　(2)大概從三國時期開始，中國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數迅速增多。漢魏之際佛教的傳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長生不老宗教。

　　(3)魏晉之際，佛教在玄風大暢的背景下，在社會上層中廣泛流傳。從那時起，教義已經以大乘經論為主。

　　三十一、南北佛教的不同：

　　南朝佛教與北朝佛教的特點

　　(1)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對佛教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談理”，實際延續的是玄學清談的習慣，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對儒、釋、道三家義理往往喜歡作調和之論。南朝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所以接受外來宗教顯示出鮮明的本土色彩。南朝雖然也大興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對北方而言數量要少得多，而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的沖突一般也只表現在理論上。

　　(2)北朝“偏于教”，其含義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說的去修行，以擺脫輪回，所以特重禪法。在南朝，雖然奉佛是那個時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廣泛的民間，古老的禮教仍然發揮著相當的作用。北朝則不同，盡管各新建的邊地民族政權多重視中原文化的提倡，但佛教對民間的影響，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南朝信佛喜歡興建寺院。北朝則喜歡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視僧人，以便與之論理談玄；造佛像則重在禮佛敬神，或往生安樂之土，或求當世福報等等。出家在生命的層次，可以擺脫六道輪回；在現實層面，可以擺脫沉重的租稅賦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別多。

　　三十二、簡述南方的民族融合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不僅是北朝的現象，也發生在南朝境內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遷及對南方的開發過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過程。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蠻、溪、俚、僚等。蠻分豫州蠻、荊州蠻和雍州蠻，分布范圍大體在今湖南、湖北境內和陜西、河南一帶，有的還進入當時北魏境內。這些民族其實都是些山地居民，生活多以種植糧食為主。南朝政府或用武力迫使他們成為國家納糧交稅的編戶齊民，或在這些民族聚集區內設立左郡、左縣直接統治。經過長期與漢族的雜居，族群界限逐漸消失。

　　三十三、簡述魏孝文帝的改革

　　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各內遷民族中，以鮮卑人拓跋氏一支為最晚，入主中原以前漢化最淺。逐漸拓跋氏開始拋棄自己的習慣，采用漢族知識分子的建議，實施均田制，切實地促進了鮮卑人從游牧向農業居民的轉化。孝文帝的改革，帶有濃郁的“南朝化”特征，遷都洛陽、改用漢姓；最帶模仿南朝痕跡的是定族姓，將鮮卑族貴族人為地門閥化。

　　從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孝文帝的措施，無疑是積極而開明的，但就當時的歷史條件看，孝文帝的措施多是不計后果的。遷都洛陽，使北魏政權失去了穩固的部族基礎，定族姓也無形中把部族中的不平等表面化、合法化。特別是遷都以后，南遷的鮮卑貴族與留在北方的貴族之間也產生了巨大的貧富差異。加之奉行排抑武人的做法，最終導致了部族內部的分化，以致六鎮武人的起兵。漢化的趨勢～時間出現逆轉。

　　三十四、南方經濟的高漲：

　　在南方的長江中下游流域，中唐以后水稻農業獲得了長足發展。人們大興水利，促進了稻作農業向集約化方向擴展；曲轅犁也被廣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術得到推廣，早熟的品種被引到那里：這一切促使著稻米產量大幅度提高。南方的稻米對減輕全社會生存壓力有重要意義，也是唐宋時期國脈所系。糧食產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開墾出來了，有更多的土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

　　茶葉在唐代就成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內全社會的日常消費。在全國販運茶葉是有利可圖的事業。茶樹、桑樹、漆樹、竹子廣泛栽植。經濟作物的發展即手工業在南方有長足的發展。陶瓷制造業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漸南移，到宋代，景德鎮已經變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際成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鹽業，礦冶業，南方都有長足進展

　　三十五、市井文化的興起：

　　城市不僅累積著財富，也薈萃著人文，興起了適合市民階層審美趣味的市井文化。

　　1、話本：講述歷史及人世間故事的“說話”從中唐以后就興旺起來，有了行會并在南、未進入“黃金時代”。記錄“說話”的文章叫“話本”，是后來白話小說之祖。

　　2、宋雜劇：在瓦舍勾欄中演出，并且已商業化。以溫州為發祥地的南戲與雜劇南北相應。此外還有滑稽戲、傀儡戲、影戲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觀眾。

　　三十六、新黨舊黨的分歧：

　　道統在宋代演變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氣概；心性內容則由深感唐末五代“無廉恥”的士人發展為理學、道學。北宋實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詩文家、學問家于一身，本著各自的道德學問及對現實問題不同的理解為政，宋代士大夫出現類似后世“黨派”的政治群體。北宋有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以司馬光等為首的“舊黨”。

　　試圖以種種新的政治舉措改變王朝“積貧積弱”局面的屬于新黨，以“擾民”、“生事”、“與民爭利”為理由反對這種變法的為舊黨。新黨代表士大夫積極有為的精神，舊黨也不能簡單地視為“反動”。兩派的分歧產生于對現實的不同理解。舊黨認為，現有政治體制及種種政策本身并無問題，問題出在官員們不能正確執行，而且與其像新法那樣向民眾開財源，不如從皇帝及朝廷的節約做起。同時舊黨許多人更敏銳地注意了“吏治”問題，即王朝各級行政官僚、胥吏實際存在的因循及弄權舞弊的問題。新法必須由人去執行，但有這樣一批官僚實際操作，再好的辦法也得變質。新黨則更多從應當如何一面去思考問題，王安石所設計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實行，也的確能起到改善社會的作用。然而問題是他先就遇到了舊黨的阻力，此外也正如舊黨所說，官僚胥吏們在執行新法時的上下其手產生的副作用極大。眾多的官員不同意他的變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變法中營私舞弊現象越發嚴重。王安石變法一時間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還被證明行之有效，然而總的說來卻是失敗了。但變法本身確實體現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積極進取精神。

　　三十七、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點：

　　在元朝，遼、金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視為漢人，久之他們之間原有的區別消失了。部分進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漸變成農業居民，在元朝中原統治崩潰后，改用漢姓，也融合在這北方新形成的漢族之中了。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漢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進入中原的色目人，經過長期與內地其他各族人民的雜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學習，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即回族。這表現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三十八、元朝政治在經濟上的負面影響：

　　廣開牧場，實施屯田，搜刮民財：蒙古人是在南方經濟持續高漲的情況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統治傷害了這一發展勢頭。這仍與蒙古貴族政治觀念簡單粗陋有關，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戰利品，掠奪財富就是應該的了。在北方，元朝恢復經濟的辦法是廣開牧場，實施屯田；大多數土地是強奪民田而來的。在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農奴制。

　　在江南，原來屬于南宋的官田變成新王朝的官田，強占土地的現象同樣嚴重。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區賦稅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七來自江浙。特別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馬執政，對江南的搜刮十倍于當初。

　　元朝兵權掌握在蒙古貴族手里，財權則操持在色目人手里。阿合馬執政期間，任用色目商人實施一種包稅制度。政府確定稅額，主要由色目人和漢族官吏去包辦，至于實際征收多少政府不問，剝奪民眾達到敲骨吸髓的地步。

　　阿合馬還實行以清理官司錢財欺隱拖欠為名目的所謂“拘刷”、“打勘”法，鄭所南《心史》揭露“打勘”法為“騙財之術”，百姓受害，連執行的州縣官吏也叫苦。壟斷鐵、銀礦業，實行鹽鐵專賣，所造的鐵器質量粗劣，強行賣給百姓。

　　此外，濫發紙幣作為搜刮民財的手段。蒙古人對匠人十分尊崇，但這并沒有給他們帶來福氣，蒙古兵馬所到，重要的行動是搜羅匠人，把他們集中到官府的作坊里去。而元朝時期，被稱作“驅口”的戰俘奴隸特別多，販賣人口的現象相當突出。

　　三十九、元朝時期的文人與戲劇：

　　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著元代一些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在文學上獲得成功。他們加入了在過去無論如何也看不起的藝人的行列，把兩宋以來逐漸流行的戲劇劇本的寫作，～下子推向一個高峰。

　　這就是以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等為代表的雜劇劇本的創作。中國的戲劇發祥于市井社會，但若沒有元代讀書人的介入，它就不會發展那么快，文學水準那么高。更重要的是他們獨特的社會處境，避免了一種慣例的重現，即文人把一種藝術過分雅化，弄得一般百姓欣賞不了。

　　元雜劇的劇本即使在今天讀起來，也可以看出它是把文人才氣、高雅與內容上的貼近民眾生活，完美地結合在戲劇特有的藝術方式中了。他們的劇本或對生活揭露批判如《竇娥冤》，或漚歌愛情如《西廂記》，或曲折地表露民族意識如《漢宮秋》，都從不同側面表現了民眾的現實和意愿。他們還發展出一種新穎的異乎傳統的詩歌形式即散曲。

　　四十、清代學風變化的原因：

　　1、文字獄是使知識分子走向純而又純的學術研究的重要原因。

　　2、清代學風的變化還有著學術史本身方面的原因。從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分歧。在成賢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別強調多學多思，另一派如陸象山，就強調多讀書致知對發明心性沒有好處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見在明朝王學興盛的時代，是占了上風的；但明朝的滅亡，教訓了人們不能只是空談性理，還應該博學以致用。

　　正是在這兩方面的作用下，考據之學漸漸興旺起來。學者們對傳統的經史文獻進行了大量的考正、校勘、輯佚、辨偽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獻。因為這樣的工作在清乾隆、嘉慶年間特別興盛，所以稱之為乾嘉學派。這一時期的學術成就，對后代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幫助的。

編輯：華中農業大學自考